民国年间，著名晚清民国史家陶菊隐(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文史馆馆长)在所著《六君子传》(民国年间版)一书中曾列“辛亥北方革命中的荆州青年”一章，该章所述人物如胡鄂公、熊得山、钱纳水等，究其籍贯，均为江陵县人。故本文直以江陵青年称之。
清朝时期郝穴属鹤穴汛，简称鹤汛或郝汛，为江陵五汛之一。其辖区大致相当于目前江陵县除资市、滩桥两镇之外的全部辖区面积，而长江以南现属公安县的南五洲(前属公安县五洲公社，现属公安县杨厂镇)当时属郝穴镇管辖，是江陵县的一部分。当时的郝穴、水陆交通便利、商贸发达，是江陵县仅次于沙市的沿江巨镇。由于沙市的开埠，而郝穴又毗邻沙市，各种新思想新文化经长江水道传入，使这里一时得风气之先。就在这座古镇上，一批具有新的思想信念的人物从这里走向世界，并在当时中国的心脏--北京、天津、保定一带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且对后来中国的发展形成了持久地影响。
20世纪初叶，中国正处于巨大的变革时期。在内忧外患的沉重打击下，清朝统治者认识时到老路已走到绝境，于是“改弦更张”，开始实行“新政”。其中一是组建“新军”，一是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设立学部，颁行新的教育章程，开办学堂。1906年，江陵县在郝穴文昌宫创立“鹤汛两等学堂”，并附设预备中学堂，后来胡鄂公在著作中，便径称这所学堂为郝穴预备中学。由贡生、曾留学日本师范毕业的谢云石担任学堂监督(校长)，任教的老师谭虚谷、关晓峰、吴楚材等都是远近知名的饱学之士，其中不少人有留学日本的经历。学堂开设的课程有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图画、休操、手工、商业、农业，还设有格致(即科学，相当于后来的物理、化学)，学生从中受到了与以往私塾书院完全不同的教育。当时，江陵境内及邻县青年纷纷来学堂就读，其中入预备中学堂的不少是饱读四书五经，对国学已有相当功底的年轻人，他们在接受了新的文化科学知识之后，萌发了彻底推翻清朝腐朽统治的革命思想，其中一部分后来投身辛亥革命，成为对中国历史产生影响的一代人物。
从辅仁社到共和会
鹤汛两等学堂预备中学堂就读的学生中，最重要的首推胡鄂公。胡鄂公，原名胡荣铭，字新三，号南湖，1884年出生于江陵县郝穴镇南五洲胡家台，其地与公安县东大垸邻近。1903年，胡在公安读书时，即与同学组织“日新社”，并参加过由其胞兄胡荣桂领导的湘鄂边界“洪门起义”，有很强的反清革命意识。1906年胡鄂公进入鹤汛预备中学堂时，已年满22周岁，国学及古文基础已相当深厚，且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后来也就当之无愧的成了同学中的领袖人物。
当时在鹤汛预备中学就读的学生较为著名的还有：
熊得山，原名熊学峻，字子奇，又名熊康年，1891年生，现江陵县熊河镇吴桥村熊家大湾人。
宁敦武，又名宁柏青，字敦武，1885年生，郝穴镇人。
钱纳水，谱名钱邦喜，字铁如，号纳水，后曾用笔名金声、寿康等，1892年生，现江陵县熊河镇吴桥村钱家湾人。
李尧衢，名李盛唐，字尧衢，生于1890年，郝穴镇人。
此外还有王荣久、林伯衡、邱寿林等。
入学不久，胡鄂公即组织包括上述人在内的20多名同学结为“辅仁社”，自任社长，发表了不少关于革命的议论和文章，使郝穴地区沉闷闭塞的风气为之一变。1907年，胡感到在乡间无法发展，于是与宁敦武、钱纳水等到武昌投奔新军，但投军计划遇到了阻挠。是年3月，熊得山、钱纳水东渡日本求学，熊得山先入宏文书院，后入明治大学学习，钱纳水入早稻田大学学习。胡在度过了一段短暂的军人生活之后又回到郝穴。当得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的消息后，胡又打算东渡参预其事，但由于无法筹措路费而放弃。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在同乡的资助下，胡鄂公、邱寿林、李尧衢北上北京，先进入北京江汉学堂就读，一月后停学。第二年(1909年)再入江汉，这时江汉已改名湖北旅京中学堂，胡入该校林科学习。暑假时，胡与李尧衢、王荣久、林伯衡等一同转往保定，胡考入保定“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学习农科，李尧衢等入其他学校学习。在直隶高等农业学堂期间，胡曾代编由清政府主办的《农务官报》。
1909年暑假时，熊得山、钱铁如从日本回国。熊得山在日本期间，结识了焦达峰、刘公、孙武等革命志士，加入了“共进会”，后又参加“同盟会”。得知熊钱二人回国的消息后，胡鄂公即去信邀请他们来保定，成立了同盟会保定支部。接着，即在学生中发起“断发会”。他联合保定各校师生于当年9月15日同时剪掉象征清朝统治的辫子，这一行动很快影响到北京、天津，各校学生纷纷响应，其声势之大，震动清廷。此后，胡鄂公即开始了共和会的筹组工作。
1910年为清宣统二年，这年的4月3日，北京、天津、保定、通县等地代表齐集保定，成立“共和会”，胡鄂公任干事长，熊得山任干事。接着北京、天津、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等地建立共和会分会。李大钊及众多革命青年加入共和会，共和会成为当时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革命组织。嗣后，胡又在南昌建立江西分会。由于遭到清朝当局的通缉，胡鄂公在同学的帮助下转入江西农业高等学堂林科学习。1910年底，胡鄂公返回郝穴，与原鹤汛两等学堂的老师谭虚谷、谢石云等联系，于辛亥年(1911年)正月15日(2月13日)在郝穴成立共和会荆州支部，谭、谢及熊烈臣等50余人参加。7月，又在武汉成立共和会武昌支部。然后北上，领导共和会的组织发展工作。
胡鄂公与武昌首义
公元1911年，为清朝宣统三年，按干支纪年为辛亥年。是年农历八月十九日，正是阴历10月10日。就在这一天，武昌新军爆发了起义，此事件成为结束中国数千年封建王朝统治的一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上将此次起义称为武昌首义。就在10月10日当天，胡鄂公从河南南下武汉，于次日参加起义队伍，在此后的35天里，胡鄂公参预了革命军重要的军政指挥事务，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的心血与才智。
武昌起义是10月10日晚7时爆发的。在此之前，关于湖北可能爆发革命的各种流言谈论已传遍各地。当胡鄂公于10月10日上午9时从驻马店登上南下的火车时，已从北上乘客的谈话中听到这方面的消息。下午4时，火车抵达汉口大智门车站，由于按原来的约定应来车站迎接他的吴若龙未出现，他只好先到大智门车站附近的铁路第一宾馆暂时住下来。为了弄清缘故，他即往后花楼共和会所设秘密交通处询问情况。到达后花楼时，他发现那里大门已为警察封闭，从住在隔壁的一开杂货店老头口中得知，10月9日，设在俄租界的革命总机关炸弹爆炸，引起警方搜查，将革命党的各种册籍全部搜去了。回到宾馆后，他又从当地居民口中听到昨日(10月9日)武昌军警在小朝街85号张廷辅家、黄土坡杨宏胜杂货辅等处捕去革命者70余人，其中彭楚藩、刘尧澂、马宏胜3人于当日(10月10日)凌晨杀害。10日晚，他于宾馆听到枪炮声，这正是武昌新军工程营第八营的发难，此时武昌起义已拉开序幕了。
第二天(10月11日)，胡鄂公得知，由于新军起事，湖广总督瑞 和清军第八镇统制张彪等已弃城逃走，武昌已为革命军占领。于是决定立即设法离开汉口，渡江前往武昌寻找革命军。途中，他躲过了清军及奸细的盘查，并被匪徒劫走了行李，终于设法找到渡船，渡过长江，到达武昌。
武昌起义后，由于群龙无首，大家决定推举清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出任鄂军军政府都督。由于革命仓促起事，革命军的改编一时难以完成，各种组织及法规均不完备。当时，革命军的办事处设在黄鹤楼警钟楼左首怀白楼茶馆内，他于是前往怀白楼，希望能见到都督黎元洪，但由于都督府设在阅马场，当时又处于非常时期，他无法立即见到都督，只能在茶馆坐等。并从围坐饮茶的革命军伤员口中，知道了武昌起义的详细经过。直至下午6时，才由革命军办事处负责人派高炳章带人护送胡鄂公到阅马场都督府，受到吴兆麟、张振武、李作栋等迎接。当时吴兆麟为参谋部副部长，张振武为军务部副部长。本来参谋部长是杨开甲，军务部长是孙武，但杨对革命无信心，想逃避责任，不肯到职，孙武又在医院治疗，所以部务由吴张二人主持。胡在与吴、张等人交谈后，见到了黎元洪，并与之一道进餐。在都督府内，胡又见到了共和会同志刘铁仙，从刘铁仙口中，得知郝穴预备中学同学宁敦武参加了10月10日工程营的发难，现正与法政学堂学生一道武装守卫官钱局。另外参加武昌起义的共和会人士还有吴若龙、聂松樵等。
当时革命军占领武昌，清军守汉口、汉阳一带，双方战斗仍在进行。革命军刚从清军改编过来，组织不健全。为此，吴兆麟、张振武与胡鄂公商议，指出现都督府分科虽多，但各自为政，不能统一事权，因此向都督建议在府内设秘书处、高军侦探科、军法科、军需科、庶务科四科，请胡鄂公起草各处科条例。当晚11时开会，一致推举胡鄂公任高等侦探科科长，胡接受了任命。胡将该科分为4课，下辖步兵一队、骑兵两棚，配有楚威、平江、小飞燕等轮船三艘。
次日(10月12日)，胡鄂公即开始履行高军侦探科科长的职务，他带领第一课、第三课课长、步探长、高等侦探员及8名卫兵，乘坐楚威轮到汉江巡视，并侦察停泊在长江的清军楚豫、楚有等6艘军舰的动静。其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清军长江水师及其他各军纷纷归顺革命，革命军兵额大增，都督府内事务也更为繁杂，胡鄂公除任高军侦探科长外，还要协助处理府内各项事务，对于当时复杂的形势，胡鄂公充分显示了其卓越的办事才能。10月15日，他见到了在革命军中的共和会同志吴若龙、陈涛，于是胡鄂公让吴若龙担任高军侦探科副科长，专门处理科内事务，而使自己有较多的时间来处理对外工作。
当时，革命军的指挥系统不完善，以致不少事情坐失时机，影响了革命的发展。10月17日晚9时，全体人员在都督府开会。会议由都督黎元洪演讲说明开会宗旨，胡鄂公报告当时敌我双方情形。讨论后，黎元洪提出，应公举一人，担任鄂军水陆总指挥，指挥武汉地区的陆军水师，计划于农历八月二十八日(10月19日)拂晓，向清军水陆进攻。黎讲完话后，到会者一致推举胡鄂公为鄂军水陆总指挥。散会后，胡即到都督办公室，商讨二十八日的作战准备工作。当胡鄂公草拟完作战的各种计划、命令文稿后，时间已是次日凌晨了。10月18日上午7时，胡鄂公接到了都督命令和委任状。这是中华民国的第一张委任状，编号为“委字第一号”。委任状文字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为委任事，委任胡鄂公为鄂军水陆总指挥，有指挥鄂军水陆师之全权。此状。”末署黄帝纪元四千六百另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胡鄂公得到担任鄂军水陆总指挥的委任状后，即具文呈请都督黎元洪，提名指派李国镛为副指挥，陈涛为参谋长，吴若龙、聂松樵为左右参赞，郑世和、林朝海、黄宝泉、段玉书为海陆顾问。10时，召集以上诸人开会，正式成立鄂军水陆总指挥部。下午1时，对各部队发出命令，对革命军、清军双方的兵力部署情况及八月二十八日拂晓的作战作了详细的布置安排。下午4时，带领李国镛及指挥部有关人员乘平江轮游荆弋江面，对清军水军兵力进行实地侦察。当时，长江上清军军舰有楚豫、楚有、楚安、江靖、江泰6舰，均对其方位距离作了仔细测量。下午7时返回都督府。晚10时，胡鄂公偕李国镛、陈涛等到达红关毡呢厂，召开军事会议，下达准备进攻的命令。八月二十八日(10月19日)凌晨1时，胡鄂公、副指挥李国镛、参谋长陈涛等视察前线阵地。4时，忽然接到都督黎元洪的一道命令，大意是由于当时中国军舰很少，且制造又十分艰难。经过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舰船损失惨重，当时仅存的数量吨位都极其微小，因此要求革命军对清军军舰实施攻击时，决不能攻击其要害部位，以致使其沉没毁坏。由于黎是革命军最高领导人，对于这样的命令，胡鄂公只能按命令行事。
此次作战，清军大败。清水军方面，楚豫在受攻击后匆匆逃往田家镇，清朝湖广总督瑞 即乘坐在这艘军舰上。其余有楚有、楚材、楚安、江靖、江泰5舰，挂起白旗以示投降，胡鄂公即与李国镛等率水师炮船，由红关出发前往接收上述降舰，而正当此时，黎元洪又派专人赶来向胡传达命令，说该舰等既已悬挂白旗投降“应徐为接洽，俾易就范，不可迫之太过，致生他变”。由于这一命令，终使战机丧失，在革命军犹疑之际，清军5舰趁机驶入租界前的江流中去了。虽然如此，但这次作战，仍取得了战败清军兵舰，驱走瑞 ，逐走汉口清军的大胜利。三镇市民纷纷燃放鞭炮，悬挂战胜旗，全市狂欢。但就在此时，黎元洪又采纳了孙武的建议，任命被革命军拘押的清军将领张景良为汉口前敌指挥，同时命令胡鄂公将关押的张景良立即释放。胡遵从命令，当即放了张景良。
对于上述情形，胡鄂公深感痛苦和惋惜。他考虑到，以后革命军鄂军水陆总指挥部和汉口前敌指挥部机构重叠，将使指挥不能统一。由于张景良本是清军将领，对革命并无诚意。而黎元洪也是清军将领，而对革命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以上种种将使其作战计划无法实现。在考虑了各种情况之后，于10月23日向都督黎元洪提出辞去鄂军水陆总指挥职务。在胡的坚持下，黎元洪接受了胡鄂公的辞职请求。同时他提出，都督府内各科太乱，彼此权限不清，打算设总科长一人(此职务相当于后来的秘书长)，处理府内对内对外一切事务，要求胡担任总科长一职，考虑再三后，胡接受了新的任命，同时仍兼任高等侦探科长的职务。此后，胡鄂公负责都督府内外各项事务。由于武昌起义成功，各地纷纷响应，上海、安徽、湖南、浙江、贵州、江苏、陕西、广西、江西、广东等省纷纷举起反清的旗帜，成立革命的政权组织。10月28日，黄兴、宋教仁、居正等到达武汉，黄兴就任革命军战时总司令，胡鄂公协助其工作，并与宋教仁、居正等商谈建国及草拟《鄂州约法》等重大问题。同时，他仍负责都督府内外事务，领导高等侦探科，在反奸工作中作出了显著成绩。
此外，胡鄂公在武昌期间还于10月23日接待了来自荆州的共和会同志王振新。此前，在荆州的共和会曾发起在沙市刺杀荆州将军凤山和湖广总督端方的计划，但两次都未成功。此次武昌起义，给荆州同志极大的振奋，因此他们打算在荆州发难，驱逐清军。当时，荆州驻有新军千余人，配有新式枪炮，共和会同志只有旧式戈矛，没有新式武器，所以计划尚未实施就宣告失败了。此次来武汉，就是希望武昌方面派兵支援。而当时正是清廷派兵攻打革命军，武昌大敌当前，不可能派兵前往。而正当此时，清军驻宜昌四十一标第一营，由排长唐牺支率领全营发难，驱走营长戴涛山，宣布宜昌独立，并组成宜昌军分府。胡鄂公于是决定促唐出兵，占领沙市后再攻荆州。他将上述想法进信中，并写好介绍信交给王振新前往宜昌见唐牺支。这是胡鄂公在辛亥革命时期与荆州的一段瓜葛。
11月11日，为南昌独立作出重大贡献的江西共和会成员邝摩汉、王振汉抵武昌，胡鄂公偕同二人拜谒了都督黎元洪，详谈了南昌独立之经过。11月13日，胡鄂公结束了武昌的使命，乘轮绕道上海前往天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北方革命。
北方革命
在胡鄂公南下武昌参加革命军起义活动的日子里，中国北方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二：一是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另一事是倾向革命的山西巡抚吴禄贞在石家庄被刺身亡。这样一来，与南方各省革命高潮迭起相对照，北方前景一时显得更加黯淡。为改变局面，北方革命者希望有所作为。11月9日，京津保同盟会同志派冷公剑来武昌，请都督黎元洪派胡鄂公为鄂军代表，到北方主持革命。由于冷公剑是乘火车南下的，当时军车多，交通受阻，在路上耽搁了半月之久，北京同志久未得到冷公剑消息，又于11日，派同盟会代表杨时杰乘京汉铁路火车经汉口抵武昌，重申请求派胡鄂公到北方主持革命的事。11月12日，黎元洪约请杨时杰、冷公剑、邝摩汉、王振汉在都督府午餐，胡鄂公、吴若龙作陪。席间，表示同意京津保同志的请求，派胡鄂公为鄂军政府全权代表，北上主持革命，同时拨款万元，作为办公用费。
11月14日，胡鄂公与吴若龙、吴定安、冷公剑一道，登上了去上海的轮船。11月24日，胡鄂公一行抵天津。11月30日，在天津成立津军司令部。12月2日，成立鄂军代表处，胡鄂公任总指挥。接着，他又组织北方的革命组织铁血团、光复团、急进会、女子暗杀团、北方革命总团、共和革命党、北方共和团等组成统一的北方革命协会，胡任会长。派孙谏声到滦州，策动清军二十镇第十九标起义。结果受骗被围，袁世凯以大军镇压，起义逐告失败，不少人壮烈牺牲。此时，孙中山在南京就任大总统的消息传来，胡即南下南京，受孙中山指示后再返天津。民国元年(1912年)元月9日，胡鄂公派钱纳水、蔡德辰等人潜入北京，以钱纳水为北京总司令，约定北京、通州、南苑、齐化门、阜成门一带毅军20个营队同时暴动，因接济未到，加上叛徒余临江告密，暴动失败。19日，胡又组织张先培、黄元萌在北京东华门刺杀袁世凯，因炸弹投掷不准让袁侥幸逃生，杨禹昌被捕牺牲。27日，京、津、通、保联络员及各军代表在天津开会，组织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推举胡鄂公为总司令，熊得山任秘书长，计划于29日夜12时在天津发起大规模暴动。因误发信号，致使部分起义人员提前行动，其余人员未能及时响应，导致起义失败，熊得山被捕。(至南北和议后始获释)其后，胡又召开北方各革命团体代表会议，讨论天津再举计划。但因不久“南北议和”告成，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袁世凯任大总统。于是他宣告北方革命暂告结束，并亲自处理善后事宜，着手编写《辛亥革命北方实录》和《烈士传》二书。同时在天津发刊《大中华日报》，熊得山任编辑，以揭露袁世凯的种种阴谋。
胡鄂公等拒绝接受袁世凯政府的任何官职和策勋荣典。对袁世凯不履行南下就职的诺言，除由熊得山在《大中华日报》上著文揭露外，胡鄂公、熊得山、钱铁如、李尧衢等联名通电南京参议院及北京汪精卫等，请其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辞去总统职务时所附之三条件。他为拒绝袁世凯的策勋电告黎元洪，电文称：“袁氏假借革命威力以挟清廷，挟清军以挫抑革命，我方同志被杀戮者不知凡几，且与诸同志约：在袁氏当国期内，不受其任何官职荣典勋章等物。”黎在复电中称他“勇逾贲育、志比聂荆、色角风云、声摧山岳、共和告成、所赖实多。”
在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国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武昌起义和后来的北方革命中，胡鄂公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在那天地翻覆的日子里，以胡鄂公为首的一群江陵青年，顺应历史的大朝，以极大胆略和勇气，演出了一幕生动的活剧，为中华民族走向共和之路贡献了力量，这是作为一个江陵人应引以为自豪的。
说明：本文据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武昌首义三十五日记》及其他有关资料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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