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某康、某大双向高压管控，个体户虚假推定锁死维权第一道死局
2022年7月，某康威视统筹项目发包、设备供应与线上管理平台运营，和某大电子达成项目合作，全流程工单派发、人员考核、上岗权限全部依托线上APP统一管控。项目落地后，项目负责人多次催促李某飞完成平台实名认证，只有完成线上审核，才能获得项目上岗权限。审核通过后，李某飞拥有专属线上工程师账号，平台生成多套官方电子工牌，企业下发的通知短信也明确将其认定为现场施工人员，但平台系统页面清晰留存两处关键问题：李某飞没有对应安防施工从业资质，企业也没有为其购置人身意外保障。
项目形成双层高压管控体系：某康通过线上平台设置硬性考核机制，迟到漏签、逾期提交工单都会扣除积分，甚至限制后续接单权限；某大则在线下多组工作群实时调度，不间断下发点位安装、设备领取、台账上报等硬性任务，从业者全部工作节奏被两家企业牢牢掌控，所有工单归属为某大。家属符某表示，其名下个体经营部从未对接两家企业，未开具发票、未收取案涉工程款，多笔个人账户收款只是企业为规避转账限额强制拆分走账，从头到尾不存在个体户承接案涉工程的客观事实，企业仅凭工商公示信息捏造承揽关系毫无依据。
但劳动仲裁仅依据企业工商截图与拆分流水，未核查经营实际收支，推断该经营部与被申请人为其他关系，指向夫妻共同经营，全盘驳回劳动关系确认请求。家属在2026年6月投诉到深圳人力资源部门，才得知浙江某大已于2025年3月7日注销已不具备主体资格。一审开庭时间为2025年4月11日，早于一、二审判决时间，原审法院未依法审查被告主体资格，未将某大公司的股东、清算义务人追加为当事人，仍以已注销的法人作为被告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此时，家属已走完立案流程主张合计260万余元各项损失，手中海量管控材料足以证明逝者长期受两家企业管控支配，但一审法院仅以计件结算、逝者可自行招募人员为由认定双方属于承揽合作，全程未参与项目的第三方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二、十人人活仅配四名工人，持续深夜高压催工，带病硬撑交表后骤然离世
2022年12月深圳垃圾分类监控项目启动，方案标准配置十名施工人员，企业却只安排四人驻场，巨大的人手缺口之下，从业者被迫不分昼夜赶进度。从2022年12月10日到深圳，12月21日死亡，项目方不分昼夜持续催要施工汇总材料：凌晨两点仍要求当日报表必须上交；深夜十一二点持续下达次日完整施工任务，硬性要求当日未完工点位全部清零，不给从业者留出任何休整空间。李某飞白天奔波户外开展布线等重体力作业，深夜返回出租屋整理台账，长期昼夜连轴，身体持续处于超负荷透支状态。
一审中企业以原始死亡证明记载病毒性心肌炎为由，主张死亡系自身疾病，但完整时间线足以推翻这套说辞。12月21日15点58分，项目负责人已在群内告知李某飞发烧体虚、行动受限；即便知晓从业者身体不适，两家工作人员依旧催办工作，全程未给出休养缓冲方案。当日18时，高烧难支的李某飞依旧坚持整理完整施工数据，提交当日全部点位施工汇总，这份表格是他人生最后一项工作产出。当晚9点，急救人员抵达出租屋，当场确认李某飞已经死亡。
案卷留存两份结论冲突的医学文件：家属最初向医院申请更改死亡记录，医院明确答复无法修改，但去现场救治的医院，出具证明认定为猝死。家属通过政务便民热线投诉反馈后，医院才出具手写版本证明，将死亡原因改为猝死，新旧两份医疗文件记录内容完全不同。家属认为企业存在两处明显问题，一是把需要专业资质的施工项目交给无资质、无保障人员，二是刻意缩减人手、长期高强度安排工作，员工身体不适仍持续下达任务，超负荷工作和离世存在直接关联，但审理阶段仅以离世地点为出租屋、不在户外工地为由，直接否定二者关联，全部追责诉求未被采纳。
三、仲裁一二审层层封堵维权通道，多处事实认定与原始铁证严重相悖
劳动仲裁片面采信企业单方材料，无视个体户无经营的客观事实，直接割裂李某飞与两家企业的管理关联。一审庭审中，企业仅以计件结算记录主张承揽关系，家属提交某康工牌、认证短信、凌晨催工完整聊天记录，完整佐证全流程人身管控，但法院仍未采纳。一审判决书驳回全部索赔，高额案件受理费全部由失去至亲的家属自行承担，两处事实认定严重偏离证据。其一，针对“每天压他们加点班”一句，法院断章取义脱离诉苦语境，直接否认企业存在加压赶工的行为；其二，优先采信老旧疾病证明，弱化院前急救与更正后的猝死文书，二审以缺少专业司法鉴定证明过劳致死为由，否定整套超负荷工作事实的证明力。
家属穷尽上诉救济途径，强烈要求撤销全盘否定的一审判决，足额赔付全部损失。二审采用线上异步模式审理，家属完整递交从业者带病超负荷工作完整时间脉络、修正版猝死医学证明等核心佐证，清晰指出某康作为项目总源头、全流程管控规则制定主体，理应和某大共同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可终审裁定依旧维持原判，二审全部诉讼开支依旧由痛失亲人的家属独自背负。判决落地后家属递交书面答疑申请，得到的答复却设定近乎苛刻的举证门槛：侵权过错、人身损害、二者直接因果关系三大核心要件，举证义务完全压在家属一方，举证责任不转移，仅告知申请再审是仅剩的唯一救济途径。走完劳动仲裁、一审、二审、书面答疑全部法定维权程序，家属手中堆满全套原始客观证据，层层举证企业多项严重违法过错，到头来全部追责、赔偿诉求尽数被彻底驳回，维权之路全线溃败。
四、铁证难维权，平台承揽灰色用工的民生短板亟待正视
李某飞猝亡后，家属独自照料年迈母亲与未成年孩子，为维权多方奔走。2026年6月12日家属向深圳人力资源投诉，告知部门可以提供相关资料，但相关部门没要提供资料，于2026年6月27日办理结案；同时再审申请两条渠道同步推进：线上诉讼平台完成填报提交，纸质版再审材料也全部邮寄至法院，两类申请均留存完整影像照片。手中持有线上工程师认证凭证、多日高强度工作记录、两份内容相悖的医疗证明、全部裁判答疑材料，多次举证企业多项不合理用工问题，但两级审理均未支持诉求。目前家属已整理全部卷宗，已于2026年8月5日向广东省某高院提交再审申请，希望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事实进行进一步审查。
本案撕开安防行业灰色用工遮羞布：企业复刻全套劳务管控手段，却借承揽定性规避资质、保险、休息全部法定义务。普通人举证过劳与死亡的因果关系难度较大，劳动者人身保障彻底悬空。符某举步维艰的维权经历，直观暴露此类用工模式的巨大民生漏洞，相关情况值得有关部门关注，并研究完善相关制度，以更好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本视频所有内容均由当事人本人符容源，身份证号450702XXXXXXXX4227提供，所述情况全部属实。仅代为转发，如若存在虚假、捏造内容，当事人自愿对文中全部陈述承担一切相应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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