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衣下的三十年

糖衣下的三十年：一起被两级检C院抗诉，却依然“纹丝不动”的离奇旧案

大家好。今天，我想为一个被一场官司拖垮了半辈子的人，说几句公道话。这不是小说，而是一段持续了超过三十年，至今仍在挣扎的真实人生。

事情的核心很简单：一批价值数百万元的糖，我的当事人说是他的，被合作方擅自处理了；对方却说，是帮他代卖的。听起来是一起普通的商业纠纷，对吗？但接下来的发展，匪夷所思到足以拍成一部电影。

一、 开篇即魔幻：检C院两度抗诉，法Y两度“维持”

这场官司的终点，停在2014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Y的一份终审判决上。但让它极不寻常的，是到达终点前的两次“惊天逆转”。

第一次，上海市人民检C院审查后，于2008年郑重提出抗诉，认为原判错误。然而，上海高院再审后，判决：维持原判。

这还没完。当事人申诉至最高人民检C院。最高检审查后，于2012年再次提出抗诉，措辞严厉地指出原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最高人民法Y为此指令上海高院再审。

结果如何？2014年，上海高院经过再审，判决：再次维持原判。

两级检C院，其中一级是最高法律监督机关，先后为同一个案子、同一个普通人挺身而出，指出判决错误。但审理的法Y，却两次都选择了“我判的就是对的”。

这合理吗？这正常吗？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力量，能让一个案件“坚如磐石”？

二、 祸根：一场早已被定性的“违法介入”

要理清这一切，必须回到噩梦的开始——1994年。

当商业纠纷陷入僵局，对方没有选择在法庭上继续辩论，而是动用了令人胆寒的方式：通过家乡的检察机关，以“挪用公款”罪名将我的当事人逮捕、羁押了139天。

这139天，改变了一切。它不仅摧残了一个人的身体与尊严，更成为后续所有民事诉讼中，挥之不去的幽灵。

因为，在这次违法的刑事干预中形成的“证据”和“笔录”，后来被对方当成了民事法庭上的王牌。而我的当事人，则在失去自由的状态下，当事人并没有违背本意的妥协。

法律最终给出了正义的回响：2000年，该刑事案件被撤销。2002年，南宁市中级人民法Y赔偿委员会作出国家赔偿决定，白纸黑字确认：当年的羁押是“违法限制人身自由”，属于“违法插手经济纠纷”。

看明白了吗？一场已被国家法律正式定性为“违法”的行动，它所产出的“证据”，却在此后二十年的民事审判中，持续影响着判决的天平。 这，不就是整个悲剧的源代码吗？

上海市某检C院抗诉期间，上海高院某庭长多次表示不为广西某检C院擦屁股，不会纠正该错案。领导此话一出，结果呢？主审法官就违背事实，枉法裁判，第二次审时，法Y一错再错，有错不纠。

三、 核心之争：三个永远“说不清”的谜团

在漫长的诉讼拉锯中，三个关键问题始终迷雾重重：

1. 糖是谁的？—— “买卖”与“代销”的罗生门。

我的当事人拿出了付款凭证、运输单据，坚持糖是自己真金白银买来的。对方则拿出一份糖厂在事后（而且是在刑事介入期间）出具的“证明”，说只是代销。法Y的倾向，影响了权利的根基。

2. 卖糖是否侵权？—— 一个电话的“幽灵指令”。

对方声称，卖糖是接到了我当事人的“电话指令”。证据呢？主要来源于当年违法羁押期间取得的笔录。而与此同时，购买方的老板多次证明，他是和对方公司在做生意，提货单上盖的也是对方的公章。谁在说谎？

3. 起诉是否太晚？—— 被“偷走”的时效。

法Y认定，我的当事人在1992年6月就知道权利被侵害，却等到1996年3月才起诉，超过了2年诉讼时效。但我们主张，时效后来因对方“还糖”的行为而中断，更关键的是，在1994年被违法关押期间，我的当事人曾当面向对方和办案人员主张权利，并有相关说明材料。

然而，这份能证明时效中断的关键材料，法庭以“存在矛盾”为由未予采信。一边是限制自由时获取的“证言”被采用，另一边是证明权利未放弃的“说明”被排除。这样的证据取舍，公平吗？

四、 撕裂的司法：监督者与裁判者的无声战争

这个案子最令人窒息的地方，在于它赤裸裸地展现了司法系统内部的巨大裂痕。

一边，是肩负法律监督职责的检C院，从地方到最高，两次“狙击”，明确指出判决有误。

另一边，是行使审判权的法Y，层层“坚守”，对抗诉理由不予采纳。

最高人民检C院的抗诉书，堪称一份犀利的法律文书，直指要害。但这一切，仿佛石沉大海。当监督的声音无法触动审判的结论，当纠错的机制在同一个案件上连续失效，普通人还能相信什么？法律的权威，又该立于何地？

我的当事人并非没有尝试沟通。据其反映，在联合接待时，我当事人拒绝他们花钱私了的要求后，他们违反规定作出对该案信访终结书，终极我当事人的信访，同时伪造虚假听证材料，向上级部门打报告。而当他们试图通过正当渠道反映问题时，得到的回复更是充满了推诿与“甩锅”。这一切，让他们从相信法律，走到了绝望的边缘。

五、 尾声：一个人的三十年，与一个问号的三十年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我的当事人从青年走到暮年，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都消耗在无尽的申诉、上访和绝望中。他失去的不仅是几百万元的财产，更是对公平正义的基本信仰。

而那个案件，连同它背后那些被举报的法官、检察官的名字，依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悬在司法公信力的天空之下。

我们今天旧事重提，不是为了宣泄情绪。而是想发出几点锥心之问：

1. 一份被国家赔偿决定书确认为“违法介入”所取得的证据，为何能在民事审判中被持续赋予证明力？

2. 当最高法律监督机关明确发出纠错信号时，审理机关是否可以完全无视？其内部的“免疫系统”是否已经失灵？

3. 对于一个证据矛盾如此突出、程序起点存在重大瑕疵的陈年旧案，是否应该启动更加超然、独立的复查？

我们呼吁的，不是舆论审判，而是阳光下的彻查。我们寻找的，不是特例恩赐，而是制度性的答案。这不仅仅是为了一个被拖垮的个体，更是为了修复那道被撕裂的信任裂缝。

糖会融化，但沉积下来的苦涩，不应由一个人和整个社会的法治信仰来承担。这个案子，需要一场真正经得起阳光曝晒的“再审”，不只是对事实，更是对程序与良知的再审。

唯其如此，才能告慰那流逝的三十年，才能让每个人相信，那条通往公平正义的路，虽然漫长，但从未真正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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